繁花点点似锦，奈何朵朵凋零，在那不应该的年代，能否沉沦于爱情？这是小说《繁花》传递出的气息，也氤氲于舞台之上，成为话剧《繁花》予人的“香气”，令人百感交集。
严谨说来，《繁花》除了“繁花”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之外，并不适合改变成话剧——最扣人心弦、最符合经典戏剧结构的是“三一律”，亦即在同一时段、同一地点上演同一事件，如此结构，才能让观众保持高度注意力，所谓“入戏”。这种线性框架与小说的结构是南辕北辙的。小说的结构像是一座迷宫，乍一眼看不到情节的线头，要读者从纷繁芜杂的表面，刺探出主人公的憋屈。改编成话剧剧本，需要一条情节主线，把散落在书页里的一团一团氤氲的情绪，贯穿起来。这就好比，要把满头纠结的狮子头鬈发，拉直、烫平，做柔顺护理后，使之成为一头丝滑直发后再绑上一根蝴蝶结。头型换了，但是头发还是那一蓬——难啊！折腾啊！
所以，想把《繁花》改编成话剧的人啊，真是胆儿肥！话剧从小说诞生之初开始酝酿，几经反复甚至换班，终于亮相于美琪大戏院。如今，这一出编剧、导演都不是上海人，演员班底也没凑齐上海人的话剧，颇有上海气息、年代气质，是否同时具备精神气度，似乎还应拭目以待其“第二季”。
这部话剧借用了影视剧的诸多概念和手法，例如“第一季”、“第二季”，好似“连续剧”，实在是因为内容庞杂、人物众多、若不从中“剥皮抽筋”，难以看出眉目。在话剧史上，这种类型的剧目被称为“人像展览式”，做得顶级的是北京人艺的《茶馆》。除了“人像展览”，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展现《繁花》的繁芜了。所以，导演运用了转台，在收尾时，真的让每一位人物站上转台，每转到台前聚光灯下，天幕上就出现与该人物对应的人物和演员名字。全剧终结时，天幕上还有一个“完”字，能唤起观众上世纪80年代看电影的回忆。对应的，在开场前，则有一个“静”字在天幕上。甚至，在下半场启幕后，天幕还打上了“前情提要”四个大字，然后让演员在台前以“快进”的方式演了一段。
影视手法在气氛渲染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当天幕上显现出以往电视台没信号的一片雪花时，过去几十年的上海街景时，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最值得嘉许的是原创音乐——它融入剧情的姿态接近“电影原声音乐”的水准了，能够精准地体现人物纷繁、抑郁、伤感、悔恨等各种怅然若失的情绪。甚至，在拟音方面，也做得精准。当王盘声的《碧落黄泉》从唱盘里转出唱词来，还带出了老唱片的吱吱嘎嘎……一定程度上，全盘上海话的台词，对于深谙沪语精妙的观众而言，有着心有戚戚焉的喜感；音乐、音响方面的配置，则基本呈现了人物心声。当剧终时，一曲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响起时，颇有点催人泪下的味道，每一句歌词都对应着剧中人的命运：“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话分两头说。上海观众孜孜以求的上海味道，蕴含在一部话剧的外在形式上，终归令人不能满足。影视手法的运用，是否意味着导演对舞台手段的技穷？几乎汇聚上海乃至免费包邮地区的满台演员，并不都擅长以沪语塑造人物。上海人讲究的分寸、腔调，难免会在不标准且不具备人物特征的“上海闲话”里流失。人要有腔调，首先说话的腔调要对。住在不同区域，说话腔调、做人派头，肯定不一样。
继续话分两头说。一部话剧要回本，巡演是必须的、驻演是难免的。换言之，肯花钱买票的观众一定要够多，最好全国人民都来买票。那么，说话腔调与做人派头之间的差别，重要么？大部分南方观众能听懂三四成台词，抓住一两分真意，已算成功。北方观众呢？想像一下上世纪80年代看电视里粤语长片，或近几年来去香港看粤语话剧的体验——看了20分钟后进入语言环境，约莫能听懂五六成，然后才能得空关注表演，已算是有语言天赋的观众了。这就是沪语小品几乎上不了央视春晚的根本道理。
剧场外的市场，是新开拓的回本之路。上海味道、上海气息、上海品牌未必能被《繁花》说透，但是可以在剧场大厅里的一个个曾经领跑全国轻工业的上海产品上“复苏”。这里有大白兔奶糖、热水瓶、搪瓷脸盆、拉丝杯子——几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庭宽裕的象征。于是，这股气息就在剧场里流转起来，从大厅到观众席，从观众席到舞台。外在形式的美感也算是一种腔调。《繁花》到底结局如何，倒也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