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大约1300年间，宜兴一地，共出了4位状元、10位宰相、385位进士、920位举人。宜兴老城东庙巷祭祀西晋名士周处的周王庙内，至今保存着一方历代举人碑，见证了“才子之乡”名不虚传，也足以让宜兴人骄傲和自豪。
宜兴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是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殿试一举夺魁的佘中。当时恰逢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入朝做官的佘中是其积极支持者。不料第二年王安石便被罢相，他受到牵连，只好随王安石出京外放江宁府（今南京）。此后，围绕新法存废的党争激烈，佘中仕途也起伏不定，做过京官，也当过杭州、湖州等地太守。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佘中奉命出使辽国，沿途见到北部边境城池残破，回来后即上书建议加紧修葺，以防不测，但未引起重视。30年后，即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乘灭辽气势长驱直入，各地城防不稳，宋军一溃千里，人们这才记起佘中的先见之明。
1223年，第二位宜兴籍状元蒋重珍金榜题名时，南宋王朝已步入衰微，朝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争执不下。据说蒋氏个性耿直，敢于谏言，既得不到皇帝欢心，也备受同僚排挤，终对朝政失去信心，决意辞职回乡。
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令南北水路交通变得便利，不仅使气候温和、物产富饶的江南，成为支持中原王朝的粮仓，也让中原厚重悠久的文化向江南扩散。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得享100多年偏安之局，大批名门望族随之迁徙落户，江浙等地市镇更加百业繁华、人文荟萃。因此，宜兴的学子士人，在科场上屡屡表现出色，就一点不奇怪了。
但考试成绩太好，也会惹麻烦。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考取者全为南方人，长江以北的一个也没有，引起北方人一片哗然。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彻查，虽未发现明显的作弊行为，为了安抚人心，他仍下令处决南方籍的主考官，并重新制定了各省录取比例：南方占六成，北方占四成。这大概就是今天高考各地录取分数线不一的雏形吧。
尽管如此，整个明代，宜兴还是出了136位进士，312位举人，更胜于唐宋。明景泰五年（1454年），26岁的徐溥殿试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成为明太祖科举改制后首位名列全国三甲的宜兴籍优秀学子。徐溥先后辅助过四朝皇帝（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人称“四朝大学士”，入阁拜相十二年，仕途通畅，声望世所公认。时至今日，“徐阁老”之名，宜兴几乎是妇孺皆知。
宜兴唯一一位既中过状元，又当过宰相的名人，是明朝后期的周延儒。周延儒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距徐溥徐阁老辞世已近百年。相传他幼时绝顶聪明，个性也张狂，4岁那年随祖父在宜兴城内游玩，见到长桥边上有座纪念徐溥的石柱牌坊，便问：“徐阁老做了宰相把牌坊竖在这里，我今后做宰相，牌坊竖到哪里？”这下子把祖父吓得够呛。
想不到周延儒21岁时会试、殿试“连中两元”，当上了状元，进入翰林院为修撰。等到崇祯皇帝登基，破格选拔人才，他又凭借机敏智慧、能言善辩，博得皇上欢心，年仅37岁即升为内阁首辅，真的成了宰相。经崇祯帝恩准，他在家乡宜兴城文庙前竖立一座足有三层楼高的汉白玉大牌坊，上书“会元状元”四字。可惜，牌坊在“文革”中遭拆除。
少年得志的周延儒，结局却不佳。明末内忧外患，天下大乱，他虽力图更新朝政，挽回危局，可毕竟只是个文状元，不善军事，更无雄才大略。最后，因在前线督师抵抗清兵时假传捷报，遭政敌借机攻击，生性多疑的崇祯帝逼令其自尽。几个月后，大明的江山也变了颜色。
清朝的260多年里，宜兴再没出过状元，亦未有可与徐阁老相提并论的一代名相，但仍然培育出149位进士和596位举人。尤其是宜兴徐氏家族寄籍北京宛平的徐家杰一支，值得大书一笔。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徐家杰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并结为至交。徐家杰官运平平，只在山东省当过几年知县，他的二儿子徐致靖，却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
徐致靖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官拜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兼翰林侍读学士。他在1898年6月8日呈上由康有为代拟的《请明定国是疏》，恳求光绪帝实施新政。变法开始后，又上《密保人才折》，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变法失败后，徐致靖被捕，家人认为他必死无疑，已备好棺木。经李鸿章疏通才得以改判绞监候（死缓），人称“戊戌六君子”之外的七君子。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后，他才获赦免回乡。
徐致靖的两个儿子，都是光绪年间进士。他的两位侄子徐凌霄和徐一士兄弟，则均以撰写清末民初史料随笔见长，号称“晚近掌故史料之巨擘”，算得上是宜兴千年文脉的另类传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