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给台湾乡土社会深情一瞥
阮义忠作品《西螺的惜福老人》。
阮义忠摄影人文奖海报。
作为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40多年来，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拍下了无数台湾乡野风情和平凡人们日常生活的动人瞬间，其作品也成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民间生活史册。
有人归结于他的天赋异禀，有人归结于他与时代的因缘际会。而他却夫子自道说，是摄影让他找到了对土地的认同感。他的作品中展现的是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无论成长、信仰和归宿，都像是“对故乡的忏悔”。
阮义忠出身于镇上的一个木匠家庭，年少时他只想逃离农村，成为一个都市人和知识分子。高中毕业后绘画和摄影事业的相继成功，使他迅速离开了家乡，成功走到外面的精彩世界。而在很多年之后，再去遇见曾经拍过的景和人，才意识到摄影之于自己、被拍摄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u00A0\u00A0\u00A0 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注定，一心想要逃离的阮义忠，却以黑白画面记录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农村风光及原住民生活状态。田埂乡路稻田里的那些孩童、老人、女性，不少形象已成为旧日台湾乡土社会的符号。
当时服务的杂志，每期有十几页的篇幅归阮义忠自由支配。于是他每个月都打点行装，拿着一张台湾客车价目表就上路了。他专挑价目表的终点去，因为“越是终点越表示没有现代化嘛。”
阮义忠还专门去那种地名奇怪又美丽的地方，比如“美浓”和“多纳”。他1977年拍的一幅美浓乡民的浣衣图，给人世外桃源之感。在阮义忠的眼里，乡土社会是人类的童年，历史在前进，童年在消逝，他则要给台湾的乡土社会留下最后深情的一瞥。
尽管乡村生活清苦，但台东海端乡和彰化县二水镇等地乡民的脸上，都洋溢着平和的笑容。这些照片归入了他摄影图文集《人与土地》的“劳动”专辑。其他三辑分别是“成长”、“信仰”与“归宿”。“信仰”一辑中，阮义忠想方设法，才说服4位达悟族妇女表演她们传统的头发舞。“如今，头发舞已成为兰屿观光的热门项目了”。
在台湾屏东县牡丹乡的旭海村，几户人家被圈在岛内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并等待搬迁，一排村民正在进行翻筋斗比赛。这是阮义忠1986年拍摄的一幅照片，照片中主人公姿态各异，让阮义忠想起“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的人生而毫无所觉”。
这幅照片成了《人与土地》的封面。《人与土地》是被巴黎现代美术馆等机构收藏的著名摄影作品。在岛内外同行看来，阮义忠的一大价值，就是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一直坚持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专注地用镜头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
在老家头城镇，阮义忠指着老街尽头的一棵老榕树说，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喜欢往树上扔石子，经常会砸到一名老妇人，那个人的形象到现在都很鲜明：“我在猜啊，这个女人会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可能就是被遗弃的吧，也许年轻的时候她也谈过恋爱，然后有没有结婚我不知道，她总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她可能是我成长经验当中唯一知道的，一个身体跟灵魂分开的人，她的身体永远在寻找灵魂。”
类似的悲天悯人之心，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唱的盲妇、台北大稻埕老街的货郎、淡水码头晒太阳的老人、列车上拿着印有桂林山水杂志的老兵……回到头城的乡亲，阮义忠记得最深的，有挨家挨户给人算命的盲人，有糊冥纸的跛脚老人。他热衷于拍摄这些生活很苦但自食其力的人：“因为他们跟我们是一样重要，而不是卑微的。”
随着这些人物在他的相机里活生生地呈现，他觉得摄影也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加成在自己的生命里。
有人概括说，阮义忠用影像记录下了乡愁的三重咏叹调：成年对童真的乡愁，游子对家园的乡愁，车水马龙的都市对田野农耕的乡愁……他跋涉于旧日泥泞的乡土、温馨淡雅的老镇，记录下遇见的每一张淳朴面孔，寻找着某种恒定的价值与久远的呼唤，似乎是有意留待几十年后，把这些散落无踪的乡愁，投递给那些早已不识故乡为何物的当代人。
“那个时候在台湾，我拿起相机拍摄时没有人会避讳。他会觉得，我被你注意到，你要拍我，好荣幸啊。”他强调说，“我拍摄的第一个老师，是我镜头前面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在阮义忠看来，人真正焕发出某种光辉，要在某一个年代才会有。现在不太容易，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很多东西给压着，人少了那种平和的表情，就像是一面被灰尘遮盖的镜子，相机镜头很难捕捉。“我以前拍的照片的确有一种无染的特质，人的本真显现出来。初心很重要，现在大家的初心不太容易找回来了。”
阮义忠在头城镇的海边买下了一间小公寓，从阳台就可以看到海平面上的龟山岛――他的祖母、外祖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将是他下一个摄影主题。
所有宜兰人都把龟山岛当成心里的故乡。岛上没有淡水，从地底深处打出来的水咸淡参半，人们却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30多年。阮义忠说，他的血液里也有这种半咸半淡的水分。
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作品展长沙开幕
台湾摄影家阮义忠《人与土地》亮相上海
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在现场。 中新社记者 潘索菲 摄
中新社记者 潘索菲 摄
访阮义忠：记录生命的厚度与情感的温度
新华社台北６月１５日电（记者陈键兴章利新）二十四五岁时，阮义忠第一次透过照相机的取景框“看世界时的感觉”是：“那是一种无法回避、无法把自己从现实人间抽身出来的，令我惊慌失措的处境。”
４０多年后，阮义忠已是蜚声两岸摄影界的名家和导师。今年，他在１９８７年推出的《人与土地》摄影展在台北“重装再现”，而“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不久前也正式启动，受到两岸摄影界关注。近日，他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表达其心中的摄影与世界的关系：“创作的原点就是生活的原点，要透过镜头用温暖的视角，去凝视我们周遭的一切，去看见活生生的生命，去思考如何用镜头去唤起反省。”
长年不懈的摄影实践与理论探究，让这位台湾摄影家淬炼出独到的影像哲学，而常年行走两岸的他更将推动华人摄影发展作为“志业”，期望为此投入更多心力。
《人与土地――阮义忠经典摄影集》的封面照片，也是此次阮义忠重展的海报照片，对于两岸喜爱摄影的朋友应该并不陌生。那是１９８６年，在台湾屏东牡丹乡的旭海村，十多个孩子站立在地平线上，其中一位男孩正在空中翻跟斗。
已故《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对阮义忠的作品“留下”如是评语：“他的镜头面向着台湾的农村，构图框架在农作的劳动现场，焦距是平民的质朴与高贵。”
阮义忠的作品以人文纪实为主要风格，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专注地用镜头对准台湾寻常百姓的生活，呈现出对人性的温暖关照、对土地的深沉眷恋。这样的关切，与其生命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个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之子回忆说：“我家七兄弟两姐妹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在那个时期，我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生命中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着它走了很长而且是错误的一段路”。
高中毕业后，阮义忠进入一家文学杂志担任插画作者，退伍后加入另一本杂志，开始拿起相机，从此扎入摄影的“深渊”。
最初拿起相机的阮义忠透过取景框，又看到农林、土地、劳动……他无法在自己曾怨恨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创作题材。所幸，阮义忠坚持拍了下去，他的镜头开始不知不觉地为土地上辛苦的劳动者和他们拥有的可贵品质所吸引。
“那些人，那些土地，透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中醒来。”他解释《人与土地》系列时说，“我急切地想要把重生的经验倾吐出来，急切地想在自我救赎中，找寻任何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光。”
高信疆曾在文章回忆说：“刚认识阮义忠时，他是以插图在文艺界闯出名气的，后来也读过他的诗和小说。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创作活动中，我都看到一股无比炙热的深情，和他那特有的才情与思考。这些秉性，在他的照相机观景窗里，愈益清晰地对准了焦距，也更加饱和地曝了光，而成为他对人、对事、对生活的至情关怀。”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阮义忠编著的《当代摄影大师――２０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１７位影像新生代》两本书推出简体版，让他走进了大陆摄影界的视野。近年来，阮义忠在大陆再版、新版的书籍已超过１０本。
１９９２年，阮义忠创办中英文杂志《摄影家》，至２００４年共出版６２期，成为海峡两岸摄影家的“伯乐”，为不少华人摄影师走入西方视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后，阮义忠于２０１３年开始在两岸一些城市开设工作坊，讲解摄影美学和大师作品，分享创作经验，指导暗房操作。
阮义忠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大陆，一半时间在台湾。在台湾时，每天３点多起床，４点多喝完咖啡，５点以前就进暗房了。
阮义忠现在很少拍照，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倾注在暗房里，因为过去拍的很多胶片没有放大，或者希望放得更好。
“底片就像是乐谱，放大底片则是演奏，２０岁时和６０岁时演奏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世历练不同了，体悟也不同了，现在再来放大，更有情感，更有深度。”他说。
阮义忠对暗房的态度也是一种坚守：“传统的影像在暗房诞生，现在的数码摄影则是在‘光天化日’下随拍随传，只有光学部分，少了化学部分。进暗房让我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匠人，不只是在捕捉画面而已，而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当记者问及摄影科技不断发展，人们远离暗房似乎不可避免，阮义忠解答说，他并不是要否定数码摄影，而是希望今天的摄影者了解摄影的传统。
“要了解摄影的传统，每按一次快门都要全神贯注，把那一瞬间当成千载难逢的机会。”阮义忠说，“我鼓励回到传统的创作态度，哪怕用手机或数码相机，应该有一个理念，按一次快门就有一个成本，过去是物质上的成本，现在是精神上的成本。传统的态度里面是‘惜物’的精神，一个‘惜物’的人才会‘惜情’。”
“摄影增加了我的生命宽度，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坚守带来了一种担当，阮义忠原本设定的目标是７０岁时创办一个摄影奖，现在提前了４年。
在大陆学生的“鼓动”之下，“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今年正式设立，并于６月起启动首届征稿。
谈起初衷，阮义忠说：“我一直认为，摄影的本质是发现与记录，也就是向外观看，找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将其捕捉，把意义传达给更多人知道。但是，近年来，实地感受两岸各地摄影活动的蓬勃，也观察到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令人忧心。”
阮义忠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性摄影奖对亚洲尤其是华人摄影不够关心，而华人摄影奖近来更关注观念性和艺术性摄影。因此，他萌生了设立一个只针对华人、突出人文性与纪实性的摄影奖，希望“适当地平衡一下”。
“当代影像艺术越来越讲求个人的观念表现和视觉上的刺激，越来越冷酷，跟观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希望鼓励大家能够耐得住寂寞，用镜头去发现你周遭的跟你有关系的题材，回到你生活的原点，找到自己内在与外在最有共鸣之处，通过相机把它反映出来，那才是真正有深度的东西。”他说。
１９８２年，阮义忠在澎湖望安海边拍摄，几条小舢板缓缓靠岸，妇人们冲上前去协助卸载渔获。其中一位把一尾色彩艳丽、体形硕大的鹦鹉鱼兜在怀里，阮义忠赶紧举起相机。“谁知妇人的动作比我更快，马上就把鱼捧起挡住了脸说：‘拍鱼就好了，不要拍我！’”于是，阮义忠留下了一帧充满超现实意境的作品，他在注解中写道：“导演是她，我只不过按了快门。”
阮义忠的黑白老照片，历经岁月的洗礼，如今看来更加意味隽永――那被定格的风景早已在现实中消逝，却能将当下的观者拉得很近很近。阮义忠在结束受访前说的一句话，让人更深切感受到摄影确已成为他的信仰：“摄影者需要找到自己和拍摄主题之间‘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台湾摄影教父阮义忠：以谈恋爱的心情看眼前事
▲阮义忠。(主办方供图)
▲阮义忠新作《想念亚美尼亚》。(资料图片)
他被誉为台湾的摄影教父；他是摄影界的侯孝贤，用照片和文字的方式记录着台湾乡土的温度，传递着人性的光辉。
65岁的阮义忠，头发已稀疏，走遍世界，乡音不改，话到动情低头语塞，眼神习惯转向观众席寻找一直注视他的太太。长者的宽容和赤子的热忱在他身上和谐共处。
日前，阮义忠来到广州方所，为新书《想念亚美尼亚》签售，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在高加索地区的遥远国度，亚美尼亚怎样让台湾的异乡人深夜为着灵魂深处的共鸣流下老泪？阮义忠讲起了刮胡刀的故事。
从小与父亲感情疏离，待及自己年长才开始加倍渴望父子间时日不多的温情。有次，父亲罕见地在他家住下过夜，却因为家中找不到刮胡刀而次日搬离――阮义忠从不使用刮胡刀。
平凡琐碎的小事，阮义忠一直惦念在心。
有天上班，接到家人电话，告知父亲已病入膏肓。他竟然第一件想起要做的事情便是，买把刮胡刀带去看望父亲――不消言说，病重的父亲能懂其中传递的爱。
买刮胡刀的路上，他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唱片铺子，一眼就看到了“《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他是音乐收藏癖，家中收了几万张黑胶唱片。他说，“封面上终年积雪的山麓清静修行的国度让我好奇着迷。”
白天看望父亲，晚上失眠了――为此生快要走到尽头的父子缘分忧伤不已。和父亲为数不多但记忆深刻的往事如画卷徐徐展开。
他来到寂静的书房播放白天买的亚美尼亚音乐，瞬间泪流满面。“这是亚美尼亚人的圣咏，是绝望时虔诚的祈祷，就像我为父亲而祈祷，仿佛再大的苦难也能被这样纯净的虔诚而化解。”这是他第一次为亚美尼亚流泪。当他通过为数极少的资料了解到亚美尼亚宏伟独特的建筑以后，“到那里去”于他已经势在必行。
第二天早晨，他叮嘱太太着手准备去亚美尼亚的签证――后来费尽苦心、曲折迂回地竟然一年后才在巴黎最偏远的城郊找到亚美尼亚大使馆，拿到签证。“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眼神透着一股哀气，他问我为什么想去亚美尼亚，我说为了你们的音乐和建筑。”话音落下的一刻对方笑了，几乎挥舞着手盖下签证戳。
后来踏上这片神奇的国土，无论是图书馆管理员，还是博物馆为了他的到来愿意送出唯一一张地图的看门人，始终让阮义忠感动的是亚美尼亚人挽歌式的优雅和自豪――从未停止的天灾人祸外族入侵，纵然历经深重的苦难，却从未与自己的文化和血缘断根，从未屈服，相反愈加真切相信美好就在不远处。这种力量穿越时空，让亚美尼亚人无论落地生根何处，何处就是故土，从未离开。
在当地摄影大师波夫西亚家，与阮义忠夫妇素昧平生、三个季度未有收入的主人拿出最丰盛的食物款待了他们，只因为――“我们是远道而来了解亚美尼亚的人。”饭后大家尽情跳舞，和着录音机卡带录制的亚美尼亚音乐。舞到尽兴处，激扬的音乐突然毫无征兆地转接到平静的圣咏。所有人犹如定格般停下舞蹈，低头驻足沉思，陷入对国家和灾难的沉思。“我被突如其来的寂静和庄重感动得当众大哭。”这是他第二次为亚美尼亚流泪。
即将离开波夫西亚家时，得知主人天使般可爱聪慧的儿子，其实身患不治之症不久将离开人世。阮义忠说，“主人反过来安慰惊慌错愕的我们。快乐和悲伤是一体两面，亚美尼亚人对此接受得如此坦然，似乎依着内心平静深沉的信仰，他们自有度过苦难的力量和办法。”
阮义忠说，“每次旅行，都是对家和故土的重新体味。《想念亚美尼亚》是我向亚美尼亚人致敬，他们增加了我生命的半径。”
在内地，阮义忠摄影师的身份为人所知。父亲是小镇的木匠，求学期的叛逆和旷课，菜园里的劳作，大量阅读的文史哲书籍，大学联考的落榜，他19岁便开始在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画插画。23岁开始摄影，先后出版了《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及《告别二十世纪》等十本摄影集。其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被视为摄影教育的启蒙书，其创办的《摄影家》杂志被誉为摄影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刊物之一。在介绍西方摄影大师和摄影思潮、推介内地青年摄影师等方面被称“功德无量”。
在阮义忠的眼里，“摄影师”是外界给他贴的一枚标签。文字、绘画、摄影，于他都是再熟悉不过的表达方式。阮义忠说，“最近几年大家才开始注意我的文字，有些人还喜欢我的文字胜于摄影。”
“我的绘画知道的人恐怕更少。那是在我拿起相机之前，19岁到22岁之间所作的插画。对我来说，画画最自由、即兴，念头一来，抓到任何纸头就开始涂鸦。我打算七十岁时将那些旧稿整理一下出画册。写文章当然麻烦多了，必须思前想后，删删减减，顺序调来调去。不过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动笔时，脑筋浮上的第一句话我不会改，让思路随着这个方向而去。摄影挑战最大，必须在最激情的时刻以最冷静的态度按下快门，否则就会拍得不够好。这种感觉是从事其他创作所没有的。以谈恋爱的心情去看眼前的人事物，才会拍到有情感的画面。”阮义忠说。
台湾摄影家阮义忠：优雅就是“克己复礼”
阮义忠摄影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目睹这对母女走入田园小径时，我并无惊喜，因为天气阴沉，远处山峦欠缺层次，非但无法衬托前景，反显碍眼。照片放出来后果然平淡无奇，底片一搁就是二十五年，尘封在整面墙的影像档案中，不见天日。
直至20世纪末，我将所有未发表过的作品整理成四个主题：“有名人物无名氏”、“手的秘密”、“正方形的乡愁”及“失落的优雅”，并冠以“告别20世纪”的总题，用来对创作生涯做一阶段性的集成。就在那时，这母女俩的身影又浮上心头。
我找出那一格反差平淡、显影不足、极难放出正常浓度与对比的底片来，在暗房里耗掉不少相纸，愈放愈丧气，无论如何加光减光都不满意。后来灵机一动：如果她们是走向一片未知之境呢？就如同黑泽明电影《梦》中之景：背着写生架的画家走入凡?高画中的麦田，满天飞舞的乌鸦涂黑了苍穹。“失落的优雅”的首张照片于焉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