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秦公钟（图1），1978年春出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因其不但造型精美，而且因器身上分铸连读的铭文，不但涉及到了秦襄公的“受国”，而且还讲到了秦庄公以来的“文公、静公、宪公”等，这无疑对于正确理解早年传世的盄和钟及秦公簋铭文中“十又二公”，进而理解秦人早期的历史极为重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钟在考古中往往是成套成组出现，所以又称编钟，主要包括甬钟、钮钟、镈钟三种类型。秦公钟属于标准的甬钟形式，在商周考古中最为常见，是青铜乐器中的主体，也是乐器考古者研究的主要对象。
现在一般的都说，钟的基本形式是在两侧尖锐的扁体共鸣箱上面舞部的平面上，有一个可悬挂的“甬柱”或“悬钮”。甬钟与钮钟的区别就在于“舞部”之上是“甬柱”还是“悬钮”，是甬柱者就是甬钟，是悬钮者就是钮钟（图2）。这实际上是把甬钟与钮钟都通称为“钟”，虽然抓住了最为关键的区别——“甬柱”与“悬钮”，但以此来定义“钟”，还是有失偏颇，因为这个定义不但很难囊括镈，而且往往造成甬钟、钮钟与镈钟的混用。一般认为，镈的形制大体与钮钟相同，形体特大，舞部之上都是“悬钮”。考古发现表明，镈与钮钟二者最大区别在于镈口是平的，钲部四周有上下贯通并链接至舞顶部的高凸扉棱的动物纹饰；而钮钟于口是覆瓦内凹，钲间左右饰铜泡状枚钉。
钟以合乐，铭文通称为龢，又有“歌钟”“龢钟”“行钟”之分。应歌的称之为“歌钟”，应乐的称为“龢钟”，许多古籍资料中，往往把古代“编钟”这种打击乐器都叫“歌钟”。《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唐李白诗：“青楼夹两岸，万家喧歌钟。”宋苏轼：“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歌钟”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运用得如此之广泛，这恐怕多是从编钟自身的伴奏与歌乐功能而言的。然而，在中国古代，青铜编钟这类乐器，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早期是天子、诸侯才能享受，发展到后来，也规定了什么等级才能用多少编钟。也就是说，从礼制层面上看，青铜编钟这类乐器的礼制意义远远大于其自身的演奏意义。所谓“礼非乐不履”，就是说没有音乐的配合，礼就难以体现出来。达官贵人们就连平时吃饭也要列鼎而食，鸣钟佐餐，“钟鸣鼎食”形容的就是这种奢华场面。钟也就成为祭祀和宴飨时必不可少的重要礼器。
从西周早期直至春秋，钟都是稀有之物。考古发现，大凡出土成套编组的编钟之类乐器，无一例外的都出土在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之中。因此，更多的还是应当从礼乐制度方面去看待“龢钟”的意义。”如太公庙这套秦公钟与镈的铭文中都有“龢钟”的自名意义，就连后来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乐器坑出土的秦子钟铭文中，也有“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这些应当都是三代时青铜文化特殊意义的反映。不但为我们继续探讨这些编钟的用途提供了帮助，而且同时也表明数千年以来沿用的“歌钟”与“龢钟”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的。“歌钟”绝不是笼统意义上的古代编钟。
甬钟的起源，长期以来学界也是聚讼不休。一是以李纯一为代表的甬钟起源于我国北方小饶说；二是以高至喜为代表的起源于我国南方大饶说。1976年在宝鸡竹园沟13号墓出土了一件饶（图3），时代约在商末周初之际。其形制、纹饰与一般商晚期小饶全同，惟柄上已有旋之构造是其特别之处。虽然只有一件，但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它出土于西周早期的墓葬，这就为以宝鸡为主要发现地的关中西部甬钟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例证。不论是南方说还是北方说，甬钟是从铙演化而来的这点是没有争议的。
与铙相比，甬钟的甬部均为上细下粗的带有锥度的圆柱形，并且旋、干具备，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悬挂演奏的结构。而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这些钟体钲部设置了“枚”，这些枚通常对称排列，每面六组，每组3枚，正反两面共36枚。甬钟在音乐、音响性能上出现了“一钟二音”的突出特征。如陕西关中西部出土的甬钟大多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或6件一组、或8件一组，比之铙与早期甬钟三件一套的组合已扩大了许多，并且非常明确地具备了第二基音。其中一个音在鼓的中心，另一个音在鼓侧。显然，从宝鸡鱼国墓地的铙，再到竹园沟和茹家庄的甬钟，直至太公庙秦公甬钟，记录了甬钟的全部发展历程。与西周中后期编钟，如兴钟（图4）、中义钟、徕钟、梁其钟、虢叔旅钟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经历了西周末年到春秋的政治大变革，但秦公钟在形制和纹饰方面，依然沿袭继承了西周后期周人甬钟的作风，并且在铸造技艺方面又胜过周人一筹，反映出秦人对礼乐文化的重视程度要大大的强于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公庙这套编钟是秦人全面继承和接受周文化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