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认为,布劳尔教授这一非常简单的教学原则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深远的教学效果。有些学生大概从来没搞明白为何要将自己的注意力仅仅限制在手头的事情上(文本上),并将专注点放在意义被传达的方式上,而不是意义本身。而其他一些学生则很快明白过来,并从此脱胎换骨。他们在学期末提交的作业和他们在学期初所做的东西已经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在共性、普遍性中失去了的东西,在精确性中和在他们的作业与原作的风格更接近这一点上得到了足够多的补偿。当然,这并没有使他们的写作变得更容易,因为他们不再会随便地沉迷于任何进入他们脑袋中的想法,或者随便地去解释他们所遇到的任何观念。在德曼看来,文学研究这个职业内已经充满了学术垃圾,但布劳尔教授的学生们从此就不会去制造这样的垃圾了。一位好的读者往往是惜墨如金的,而这在目前的文学研究状态中,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布劳尔教授的这门课程,完全没有像当代文学理论一样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意图,也没有理论的异议,概念性的和专业术语性的设置(工具)的使用也被保持到了最小化的程度。尽管其整个立场不可避免有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和方法论的设定,但它们被处理到保持隐没不显的状态,以不影响这个教学的过程。这门课的成功表明,在任何理论之前,仅仅阅读就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转化批评性的话语,即对那些认为文学的教学可以替代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或者思想史教学的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细致的阅读是可以完成这种转化的,因为它一定会对语言的结构产生反应,而这或多或少就是文学教学被隐藏起来的一个秘密目的。
对于德曼来说,参与布劳尔教授“文学的解释”这门课的个人经历与过去十到十五年间文学理论施之于文学教学的影响相差无几。尽管后者的动机或许更具有革命性,其所用的专业词汇也更加让人望而生畏,但在实践中,转向理论即表现为一种对语文学的回归,即在检讨文本所制造的意义之前先来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一次检查。而这甚至对于最受争议的法国理论家们原本也是如此的,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第一部大作《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就像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讨论的是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互相指涉关系,但作者并不是以哲学推演的形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而是以更加实用的方式来讨论的,它出现于社会科学家和语文学家的方法论的创造之中。即使是德里达,尽管他的出发点从外表看来更像是传统的“哲学的”,但他也更强调语言的实证力量,而不是知识和直觉的力量。他以语言学的名义所作的现象学批判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即使是所有作家们常常引用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人们也更多地把他看作是作为一位语文学家的尼采,而不是一位虚无主义哲学家的尼采。事实上,尼采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本来就不是一位哲学,而是古典语文学教授,尽管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因出现了很多语文学方面的错误而受到了不少同时代语文学家们的诟病和激烈批评。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德曼自己也不认为他是一位哲学家,公然声称自己也是一位语文学家!(“I am a philologist and not a philosopher.” Stefano Rosso,“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p.118)
将对理论的转向等同于对语文学的回归,是“偷樑换柱”吗?
德曼写作《重回语文学》这篇论争文章时,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文章发表翌年他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是鼎鼎大名的德曼先生的临终遗言呢?但不得不说,德曼在这篇文章中用贝特同系学术对手布劳尔的一门文本精读课程的经验来反击贝特对文学理论的批评似嫌太过精明了点,他把贝特的怒火,从他原本的批评对象,即“那位喜欢恶作剧的巴黎佬德里达”,以及包括德曼自己在内的那一小撮满嘴外国理论的耶鲁解构主义者身上,转移到了就在他自己身边的那位清醒、正牌的文学大教授布劳尔身上。而德曼将对理论的转向等同于对语文学的回归的说法也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式的反讽意味,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语文学家本来就是理论的天敌,他们不但不看好理论,而且也嘲讽解释,甚至要求学生们放弃有关盎格鲁-萨克森和古代法语的必修课程。语文学与理论水火不容,德曼说对理论的转向就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多少也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当然,这也极有可能不过是作为前卫理论家的德曼所玩的一种时尚的转换。世上新旧时尚总在不断的轮换之中,正如时尚教父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曾经说过的那样,“人多难以避开时尚,哪怕是时尚走出时尚时,它便又是时尚了。”学界时尚的交替同样如此,理论或玩腻了,便回过头来玩语文学,而实质上却换汤不换药,玩的依然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作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德曼对“重回语文学”的公开倡导,无疑重新燃起了学界很多本来对语文学没有多少感觉的人对语文学的极大兴趣和热情。1988年3月哈佛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题为“何谓语文学?”(What is Philology?)的学术讨论会,由哈佛相关学科的教授们发表他们对语文学或赞成或反对的高见,盛况空前、影响深远。但据会议组织者、中世纪拉丁文研究专家扬·焦乌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1956— )教授称,他最初提出要将语文学作为学术会议议题时应者寥寥,而当他提到德曼《重回语文学》一文时,他的同事们对语文学的激情马上就被激发了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语文学会议(On Philology,p.4)。然而,就像德曼的生平事迹颇多引人非议之处,特别是他年轻时与纳粹曾经有过的紧密关联时常为人诟病一样,他的这篇文章也不但不断被人重提,引出了一连串同样题目的文章,而且他在文中所表明的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教学、文学研究之关系的立场和看法也持续发酵,在其身后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讨论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