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红豆》/作者供图
文坛，一方面左翼文学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异军突起，两支队伍既有重合，也有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香港文坛出现了文学期刊《红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红豆》一方面刊载左翼小说，另一方面刊载现代诗歌，兼容两家，很让人瞩目。可惜的是，现在知道这个刊物的人已经不多了。
从《红豆》发表的易椿年的《阿黑的梦》、林夕的《血轮》、叶惠青的《一个女工》、梁之盘的《工作间零拾》、易椿年的《某工厂的一个小景》等小说看，香港早期新文学在观察和呈现的视角上开始发生转折。二十年代的《小说星期刊》和《伴侣》等刊物中常见的恋爱婚姻题材作品减少了，代之以对于社会下层的关注和阶级意识的生长。不过，与同时期国内左翼文坛小说相比，《红豆》的小说实力未见突出。较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诗的成绩。
《红豆》上不但发表了大量港粤本地诗人的诗，还联合了京沪文坛诗人，俨然是中国三十年代现代诗的一个重要阵地。柳木下、陈江帆、侯汝华、林英强、李心若等人都是本地诗人，然而都已经在内地诗刊如《现代》上大量发表作品，在内地诗坛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港粤之外的诗人也同样在《红豆》上发表作品，四卷一期的“诗三家”包括北京的林庚、李长之和张露薇三家，沪上诗人路易士也在这一期发表了《迟暮小吟及其他》，还有韩北屏、吴奔星等大陆诗人在《红豆》发表诗作。对于这些大陆诗人的诗集，《红豆》多有广告介绍。仅就《红豆》四卷一期，就介绍了林庚的诗集《夜》和《春野与窗》、李长之的诗集《夜宴》，还有路易士的诗集《行过之生命》。
吴奔星曾发表文章，说明当年他办《小雅》的时候与《红豆》的交往情况：《小雅》“创刊不久，就得到香港梁之盘先生的信，并把他主编的《红豆》文艺月刊寄给我，以示交流。接着，我和李章伯的诗也在《红豆》上发表。……我和他的书信来往，杂志交流，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便中断了。”[吴奔星《怀念香港作家梁之盘先生》，二○○○年《香港文学》第三期。]由此可见，《红豆》当初与国内现代诗坛保持着联系。
以中国三十年代现代诗运动整体而论，《红豆》的诗歌群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就是香港诗人特有的“半唐番”体。“半唐番”指香港不中不西的混杂文化，陈冠中甚至提出了“半唐番美学”，以此概括香港文化。香港学者郑政恒专门发表过《香港诗歌与半唐番城市生活》，以“半唐番”文化概念阐释香港现代诗特色。经常被论者引用的“半唐番体”诗代表作品，正是张弓发表于《红豆》二卷二期的《都市特写》。
香港的“半唐番”诗，最早可以追溯到李金发。李金发出生于广东梅县，但中学就到了香港，先在谭卫芝英文学校就读，后来入都会学校圣约瑟中学（罗马书院），接受英式教育。后来又到法国学习雕塑多年。正是这种半洋半中的文化背景，让李金发写出了引起文坛争议的《微雨》《为幸福而歌》中的中西、文白混杂的“半唐番”体诗。
李金发很支持这些香港的“半唐番体”诗人，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诗歌的传人。李金发曾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为侯汝华的《单峰驼》写序：明确将侯汝华称为自己的传人“侯君的诗，全充满我诗的气息。我：低抑而式微，……如弊屣之毫无顾惜，……噫！你，我的同病者，……几以为是自己的诗句。”在他看来，侯汝华“如果能够多读法国现代各家的诗，将来一定有丰盛的收获。〔李金发《序侯汝华的〈单峰驼〉》，一九三三年八月南京《橄榄月刊》第三十五期。〕同时，李金发又为林英强的《凄凉之街》写序，欣赏他的通常容易被人批评为晦涩神秘的诗风〔李金发《序林英强的〈凄凉之街〉》，一九三三年八月南京《橄榄月刊》第三十五期。〕。李金发连续为侯汝华、林英强等诗人亲自写序，说明他对于香港“半唐番”体诗体的自觉。
一九三四年九月，香港《今日诗歌》隐郎的《论象征主义诗歌》，这是一篇为象征主义辩护的长文。有趣的是，隐郎在文章后面部分谈到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时候，列举的诗人是李金发、施蛰存、侯汝华、林英强、鸥外鸥、林庚几个人，多是与香港有关的诗人。以李金发开始的香港“半唐番”体的诗歌线索，在此已经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