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决定召回在苏联学习工作的蒙古族党员。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苏共党员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列宁共青团员德勒格尔（即宁春发）等都在被召回回国之列。
当年6月，这批被召回国的人员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他们与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阿木嘎耶夫、中共在蒙古党组织的负责人王瑞符会面，共同研究了回内蒙古工作的相关问题。为尽快落脚开展工作，决定大家原则上各自回自己的家乡。根据这个决定，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为东路，到哲里木盟和热河一带，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开展工作。德勒格尔为中路，回察哈尔一带，也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开展活动。佛鼎、乌兰夫加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遇到的奎璧、李森、三得胜等为西路，回绥远省以中共西蒙工委为领导核心发动革命斗争。中共西蒙工委由佛鼎任书记，乌兰夫负责组织工作，奎璧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工作。
关于佛鼎、乌兰夫一行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发，骑着骆驼，穿越漠北大沙漠，回到绥远的艰苦行程，乌兰夫回忆过一些细节。
现在陈列在乌兰夫纪念馆里的一本俄文版《资本论》，就是这次行程的历史见证。
眼看就要走出沙漠，进入草原了。乌兰夫趁大伙休息时，从行装中拿出心爱的《资本论》看着，发现书皮的边缘全都磨破了，正在暗暗心疼。一旁的佛鼎发现了，吃惊地叫起了“老天爷”！李森见状，也说这本书带在身边十分危险。战友们的劝告不能不听。乌兰夫找了一个有块大石头的地方，把《资本论》用褡裢包好，埋藏起来。
当天晚上，一伙例行巡逻的国民党警察拦住了佛鼎、乌兰夫一行。一番盘问、搜查，佛鼎、乌兰夫他们都应对得体，警察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李森找了个机会，给领头的警察小头目塞了一些钱，这伙警察便放过了他们。事后，乌兰夫很是感激战友们的及时提醒。那本《资本论》若是还带在身边，恐怕一场大祸就难以避免了。
其实有这么一个经历，是件大好事。中共西蒙工委能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与他们能够从细小的事情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有特别大的关系。
回到绥远，中共西蒙工委经考察研究后决定：佛鼎留在大青山以北，在武川县、四子王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发展线索，开展工作，黑沙兔为其落脚点；乌兰夫到大青山以南，以归绥为中心，在土默川一带农村开辟工作；奎璧在
以开烟酒小铺为掩护，建立交通联络点；李森、三得胜到包头附近农村，担任交通任务，并向黄河以南秘密发展。
中共西蒙工委工作的开局并不顺利。奎璧回到家乡宝同河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他保管的组织活动经费也被敌人抄家时抄去。说到这笔活动经费，有必要交代一下，这笔活动经费的大部分，是佛鼎同志个人捐赠给组织的。
面对不利的开局，佛鼎、乌兰夫、李森等同志，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打听奎璧的情况，设计营救方案；一方面扎根农村，深入群众，寻找隐蔽下来的革命同志。不久，中共党员贾力更、高布泽博、赵诚、勇夫、朱实夫、云润等同志都与中共西蒙工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中共西蒙工委的组织壮大了之后，干好的第一项工作是物色培养了一批愿意参加革命的优秀青年，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代表人物。
1930年2月，中共西蒙工委决定，派贾力更、高布泽博、勇夫、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张禄等30多名同志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佛鼎、云润和交通员陈四负责带队护送。
中共西蒙工委的这项工作有两个重大作用：其一，为将来革命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其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把一部分优秀的干部暂时保存了起来。
发动和领导归绥、包头一带农民群众性的反锅厘税斗争，是中共西蒙工委干成功的第二项工作。
1927年至1929年，土默川平原连续3年遭受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据《绥远通志》记载：
（1927年）“是年7月，海流屯、新安屯被雹，损禾千余顷。8月复被雹，哈达哈少至倒拉板申23村，田禾悉毁。”“是年12月，托克托时疫大作，初发于碱池，后传入城镇，死亡700余人”。
（1928年）“是年，春夏大风亢旱。春因籽种缺少，田地多荒，入夏又遭雹灾，归、武灾情尤重。匪至无粮，多烧房屋以泄愤。各县连年荒旱，灾民高达80余万。”
“1929年（民国十八年），大雨5日，山洪大发，大小黑河改道，沿岸村落，一片汪洋，屋倒房塌，田禾无存……”“当时出口，以人为最多，卖往山西为最多，归绥有卜老板，以贩卖人口为业，经其手者数以千计。是冬大雪屡降，雪深数尺，冻死者极多……”“是年，1月14日上午3时，归、托、清同时地震，以毕克齐受灾最重，初由西北来，其声如雷，山谷相应，附近百里，摆度极大，坍屋百余间……伤者甚多”。
灾情如此严重，国民党地方当局口头上也喊要救灾安民，在灾情最严重的村镇象征性地发放了一点救济粮，但向民众征收的各项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1930年，绥远省政府又颁布了一条荒唐透顶的法令，规定城乡居民须按户缴纳锅厘税。
锅是空的，灶是冷的，火都窝在老百姓的心里。经历过大革命时期农会斗争的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打心眼里信任。西蒙工委传下的秘密号令，迅速变成农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有一天，官府的收税人员来到把什，刚亮明身份，说出来意，就被村民围堵住了。
“你们今天收这个税，明天要那个税，还让老百姓活不？”
“这税我们缴不起，让你们当官的来。把我们的头都砍了吧！”
众怒难犯，官府的税收人员落荒而逃。过了一会儿，税收人员带着荷枪实弹的警察，卷土重来。村里的老百姓没有散去，面对老百姓团结起来的力量，官府的警察也和税收人员一样黔驴技穷。事后，国民党政府想抓几个带头闹事的人，杀一儆百。但真正带头抗税的骨干，都经组织安排，隐蔽躲藏起来。官府警察从把什村抓走1个老人，经几番过堂审讯，发现抓错了人。这下，好抓不好放了。老人说，我不回去了。蹲在大牢里比家里强多了，好歹还有口饭吃。
遭到各地群众有组织的强烈反抗，绥远省政府征收锅厘税的法令实际上形同作废。反锅厘税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提升了中共西蒙工委在绥远西部蒙汉群众中的威望。
1931年9月，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向中共西蒙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等文件的精神。此时，佛鼎同志已奉命调回共产国际，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由乌兰夫同志担任。在乌兰夫的主持下，中共西蒙工委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动组织各族人民群众，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开展工作的轨道。
这一时期，“老一团”是中共西蒙工委的工作重点。
“老一团”创建于辛亥革命时期，是绥远省土默特一带的蒙古族地方武装。大革命时，我党就在这支部队中打下了深厚的工作基础。大革命失败后，“老一团”仍是我党的地下活动据点，吉雅泰、乌兰夫、吉合等同志都曾在危难时刻得到“老一团”的掩护。
1932年后，不仅中共西蒙工委加强了在“老一团”的工作，中共西北特委的曾涌泉、吉合，中共绥远特委的刘仁，也都派人进入“老一团”，发动“老一团”官兵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直接抗日行动。
据长期负责“老一团”工作的李森同志回忆，“老一团”不仅积极声援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义举，而且确曾派出一支部队开往抗日前线。但是，由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受到国民党政府军和日伪军队的两面夹击，最终归于失败，“老一团”开往察北的部队，只得撤回绥东。
1933年秋，内蒙古西部地区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发起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许多蒙古族青年加入了这场运动。面对这个形势，中共西蒙工委的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在内蒙古地区抗日斗争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就是中共西蒙工委长期工作的结果。
1937年，由当年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官兵为主体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投入到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之中。乌兰夫等一批同志根据上级组织的决定，进入新三师工作。在新三师里建立中共地下党委。中共西蒙工委随之结束。
中共西蒙工委在推动各项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扎根在农村、牧区，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坚持隐蔽作战、秘密活动的工作策略。虽然也遇到过奎璧等组织的重要成员被敌人逮捕的情况，但中共西蒙工委的组织没有遭到过破坏。奎璧同志在敌人的反复审讯中，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出狱后，于1932年，又通过李森和吉合、乌兰夫接上头，恢复了党组织关系，继续积极为党工作。
中共西蒙工委在归绥到包头一线的蒙古族村落中，建立起许多可靠的活动地点和联络线。归绥以西的美岱召、黑沙兔、白塔、沙尔沁、把什、奎素、台阁牧、毕克齐、东甲兰营，包头附近的阿刀亥、忽涧沟门、阿麻板申等村庄，都有工作基础。1934年，吉雅泰从苏联回国后，曾以喇嘛教为掩护，以召庙为据点，从归绥的席力图召、巧尔气召、乌素图召沿大青山西麓，再到卓尔沟召、美岱召、沙尔沁召，至包头召，建立了一条联络线。后来，吉雅泰与中共西蒙工委接上关系，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基础更加完善。
在当时极为残酷的对敌斗争条件下，党的地下组织能够成功地生存下来，其实就是一种最大的胜利。中共西蒙工委成功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工作，但中共西蒙工委留下的工作基础，依然在后来的内蒙古地区革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内蒙古党史》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