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维奇·纳博科夫（图片来源：资料图）
【俄罗斯龙报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维奇·纳博科夫（1899 年-1977 年）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往往会想到《洛丽塔》，但纳博科夫还著有大量其他小说，也有译作、诗集和剧作等。他的咬文嚼字和对细节的钟爱，使他在文坛中卓越出众。虽然远离祖国，但俄罗斯文学传统和精神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总在追求艺术创新，捍卫艺术的纯洁性，他曾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就是天才派。”
传奇一生：学会俄语前就能阅读和拼写英语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1999 年） 的7 月20 日，美国《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百年最优秀的英语小说“光荣榜”，名列第一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第四的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位俄罗斯作家，写出了西方公认的第一流英语小说。
综合北京《中国文化报》、北京文艺网报道，1899 年4 月22 日生于俄国圣彼德堡一个富裕而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自由派律师、政治家和记者，共育有五个子女。纳博科夫的堂兄弟还包括了作曲家尼古拉·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童年在圣彼得堡度过。纳博科夫的家庭里使用三种语言：俄罗斯语、英语、法语，所以纳博科夫在孩提时就能讲三种语言。但是让他爱国的父亲懊恼的是， 纳博科夫在学会俄语之前，就能阅读和拼写英语了。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纳博科夫一家乘船离开俄国，前往克里米亚。他的父亲成为了克里米亚的司法部长。在朋友家中暂住了18 个月后，克里米亚的白军起义失败。于是纳博科夫一家离开克里米亚前往欧洲西部开始背井离乡的生活。
纳博科夫毕业于剑桥大学， 四五十年代曾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77 年在瑞士逝世。逝世前的十几年一直在欧洲生活。他用英语写了《塞巴斯蒂安·奈特正传》、《左斜线》、《微暗的火》、《阿达，或热情：一部家族史》、《普宁》、《透明事物》、《瞧那些小丑》等八部长篇小说，还有七部短篇小说集和许多诗文集，奇迹般地驰骋於西方文坛， 而影响最大并让英语文学世界刮目相看的作品是《洛丽塔》。
纳博科夫的思想极为活泼，作品的故事都非常奇特，是一个刻意打破传统思路的天才作家。
他的文学主张相应的也很奇特， 他认为愈是伟大的作品，愈是需要有高超的欺骗，这有点耸人听闻。他最后的作品《瞧这个小丑》，其叙述者“我”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写作，非常满意自己实现了极端聪明的曾祖母的劝告：把周围的一切，包括语言， 都看作小丑，二者相加并成三维小丑，这小丑玩的是虚构世界的游戏。纳博科夫蔑视世界，也撕下自己身上的一切面具，说是“欺骗”，却极为真实。
除了文学方面的成就，纳博科夫还在昆虫学、象棋等领域有所贡献。
祖国印记：触摸地上的造物感到幸福
作为一个俄裔作家，俄国文化精神尤其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在弗纳博科夫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理解纳博科夫及其作品来说， 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是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作为一个作家，纳博科夫个人特有的感知方式是在“白银时代” 这一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而这种素质和心理范式始终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构成其创作独特性的根本因素。
武汉《外国文学研究》期刊介绍， 纳博科夫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时，“白银时代”已接近尾声。此后，持续整个20 年代的文化（文学）大论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与非无产阶级文化等）轰轰烈烈进行时，纳博科夫却是在英国和德国度过的。自1919 年出国后，纳博科夫和俄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外在的联系。但俄国文化精神已经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烙印如胎记一般是个人意愿所不能去掉的。正如纳博科夫所说：俄国浪漫主义诗歌……“曾是我童年的祭坛和激动”，“我现在自认为是曾当过俄国作家的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纳博科夫在国外从事的俄语创作，对于理解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家自己就说过，如果不研究他的俄语著作，那么，要理解其英文著作（《洛丽塔》等）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诚如作家本人在早年的一首诗作“俄罗斯”中所说的那样：“你曾是并仍将是……一个由荣耀和云烟组成的神秘国度。而当星空在我头顶闪烁，我能听见你不息的诉说！俄罗斯，你就在我心中！你是目的和山脚，你在血液的奔涌中，在理想的飞升中！在这个多歧的世纪我竟会迷路吗？不，只有你依旧在为我照明”。他还说：“作为一个盲人，我擦抹双手，通过你-- 我的祖国--触摸整个地上的造物。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幸福”。
纳博科夫在其创作的早期以俄国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蒲宁为楷模，这是作家的学徒期。此期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后结集为《乔尔巴归来》等小说集。其短篇小说中“委屈” 一篇是题献给蒲宁的。这篇短篇小说和布宁以俄罗斯乡村为背景讲述少年精神体验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具有互文关系，如《初恋》、《杜鹃》、《别墅》、《遥远》以及《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的某些细节。
除整体美学诗学观上的影响外， 对纳博科夫影响较大的，还有青年象征派另一位主将亚·勃洛克。勃洛克是纳博科夫景仰的年轻一代象征派中的代表作家之一。纳博科夫曾经称勃洛克为自己的“导师”。他还说： 勃洛克“是本世纪（指20 世纪）最初20 年中最伟大的俄国诗人”。他称自己年轻时是个“勃洛克时代”的诗人。纳博科夫对勃洛克的景仰即使从其为自己选用的笔名--西林（“Сирин”，意为“天堂鸟”）也可以看出。
纳博科夫认为：“诗代表通过理性文字构想的非理性的神秘”。所谓“神秘”，在许多具体语境下，实际上指的就是形而上的意蕴，即“仿佛若有所知的寂静”。而这类意蕴， 无论作为作家的纳博科夫如何试图否认，它那“……彼岸的新鲜气息渗入了我们的生命”。正如其笔下人物所说：“……可我的幸福，亲爱的朋友， 我的幸福却留了下来--它在路灯潮湿的反光中，在伸向运河黑水里的石头台阶小心翼翼的转弯中，在正在跳舞的一对人的微笑中，在上帝为人的孤独而慷慨环护着的一切之中”。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对“失去的天堂”的回忆，构成纳博科夫作品中一大重要主题。和他笔下那些俄国侨民的身世浮沉感相应，纳博科夫笔下充满了命运的扣门声，到处可以意会到那只见无可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命运的手”。《私生的标志》仿佛在和莱蒙托夫《宿命论者》的主题遥相呼应：世事繁复如转轮，所谓命者， 无非偶然罢了。
晚年依托：在美国教授俄文学
纳博科夫是一个流亡者， 自1919 年4 月离开克里米亚后，他再没能重返俄罗斯。纳博科夫从故国带走并终生与之相伴的是俄语、记忆和文学传统，这是他的精神依托和灵感源泉。对纳博科夫来说，俄罗斯文学传统具有更多的个人意义，是他的鼻息。
北京《新京报》报道，1940 年去美国之前，纳博科夫就产生过教授俄国文学的念头。去了美国后，他曾花许多时间为想象中的某个东方学院及斯坦福大学的暑期班备课，他说他也许准备了一百次课，每小时大概二十页，总共约两千页。在威尔斯利学院，他以“俄国小说技巧”、“高尔基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无产阶级小说”、“苏联戏剧”、“苏联短篇小说”等名称用过这些讲义。
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钟爱可谓溢于言表。在纳博科夫看来，托尔斯泰追求的是真理，这种真理既有俄罗斯的古怪特征，也有托尔斯泰的鲜明个性。它不是日常的俄国《真理报》， 而是不朽的“istina”（真理）。“大多数俄国作家对真理的确切之意与本质属性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普希金来说，真理让他想起高贵阳光之下的大理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二流艺术家来说，真理是血与泪，是歇斯底里的时事政治与汗流浃背；而契诃夫虽然看上去全神贯注于周遭的一片混沌，其实他始终带着怀疑的目光凝视着真理。托尔斯泰径直迎着真理而去，低着头紧握拳头，他找到了那块曾经竖立过十字架的地方，--抑或就是他自己的模样。”托尔斯泰在自己的身上和内心深处找到了真理， 他的存在与他的艺术都围绕这样的真理展开。
然而，他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微辞。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 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可谓相当平庸-- 他的作品虽不时闪现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满有许多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真正摆脱欧洲神秘小说和感伤主义小说的影响；他的作品缺乏自然的背景，也就是说造作；他的人物患有癫痫、老年痴呆、歇斯底里症、精神变态等各种精神疾病；他尤其不能忍受《罪与罚》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雅一起阅读《圣经》的情景，认为杀人犯、妓女、不朽之书的三角关系“只是哥特式小说和感伤小说之间的传统关联。这只是一场假冒的文学骗局，而不是关于悲悯和虔诚的经典著作”；《白痴》的人物个性只有定义没有证明，一些情节安排仿佛大棒挥舞；《群魔》就是词语的奔流冲撞； 《卡拉马佐夫兄弟》本可以根据斯麦尔佳科夫行凶时所用的烟灰缸来证明德米特里的清白，等等。总之，他的世界“太一蹴而就，因此缺少和谐感和精炼感，而即便最不合常理的杰作也必须遵循这两点”。
（编辑：张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