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 法学学者。资料图 那时的中国离城市化显然更远，然而决策者和社会精英，主要集中在城市，以至于规则和社会主流，都由城市来规定。城市又通过各种强势的传媒来影响着人们，即使乡村没有或生疏，也感到羡慕和被影响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此李叔同先生《忆儿时》之词也。想来所有成人，皆有此忆，而为李先生所描摹也。李先生开篇写到：“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由此更知，往往越是游子，越有此追忆。
在李叔同之前，古典之中国，离乡的人并不多。经商、从军可能构成主体，寻找生计、躲避灾荒的迁徙次之，但大规模流动的几率不算太大。正因此，重土安迁成为常态，游子的数量并没那么多，一旦“游”出去，基于交通的原因，回乡次数也少，游子情结实在浓厚。
回乡时近乡情怯，百感交集，苏东坡说：“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他没有解释为何畏友朋，或在于心太复杂，但是怀归前用“岂不”二字，见其思乡之切。
李叔同身处近代，近代工商业大兴，游子离乡已近常态，然而，这时的游子们，又因人群的规模，而让思乡的话题变得具有普遍性。
思乡含义有三，一是见故人，二是印证记忆。苏东坡的思乡句之友朋，是为故人，李叔同讲“家居嬉戏”“树底迷藏捉”，是为对游戏的记忆。三是见亲人。这里列为第三，当然表示为最重要。
民国初年的岭南汪兆镛先生，诗句风格本来是沉痛庄重的，可是回忆起十岁左右，母亲考他知识，答对则吃糖的情景，却是温情满满。他写到，后来人生之乐，都不及此十岁时，而光阴如昨。汪兆镛算是补充了李叔同对亲人的回忆，然而汪讲到与母亲的问答与吃糖，其实也算童年游戏之一种。
杏花村游戏之于我，亦是光阴如昨。
记忆当中，游戏可分六类：
第一类是动具类。此类游戏，有一个玩具，强调跳跃，强调大幅度运动，是为健身之首席游戏。活动中的道具，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似乎用到最多的是沙包，有踢沙包、跳沙包、丢沙包等，这个沙包，就像篮球足球，而花样比篮球足球更多。
踢、丢、跳，其对场地的需求不同。踢沙包最省地方，最灵活。丢沙包和跳沙包就更像一场群组的比赛。沙包的优点是男童女童皆宜，打成一片。似我之辈，动作不敏，显然只能做沙包游戏当中的配角。
踢沙包类似于踢毽子，但是沙包比毽子的成本低了不少。女童踢沙包，尤见游戏与运动之美。尤其是其中的高手，其动作之轻盈灵动，实不亚于当时人们感到神秘无比的电视当中的正式运动项目。沙包在女童之脚下，就像篮球在篮球明星的手里，宝剑在剑侠手里，物品像有了灵性，像活了一样。
若我写武侠小说，当以此沙包为女侠之暗器也。正因为女童善踢，以至于个别男童产生一种山头心理，认为这种游戏乃是女性的山头，男童则可另立山头，去玩耍别的游戏。
跳沙包，强调单腿的跳跃。地上以粉笔或树枝画格子，参与者要通过跳跃和踢推沙包，穿过格子来取胜。这格子，倒是明显的界限，其实有点界限意识培训的味道。界限即权限。又来自一种传统而生的命令，又来自约定。这其实可视为模糊的权利观念培养。
丢沙包，我记得我小学似写过这样一篇作文。参与游戏的人，一方在用力投掷，另一方在拼命躲闪。被砸中时，只觉得有种酸麻的微痛感，身上大约也有沙包上的尘土，好似水浒里边杨志与人校场比武，以白点论胜负。此游戏活动量极大，运动量不小于足球。
杏花村当时只有汾酒厂有足球场，以职工和子弟使用为主，且因为学校无足球课，我就是进去也不知所措。足球于我极陌生，觉得是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却并没有想到吾乡就没有足球场，我们也没有被抓到足球中。当我到汾阳中学读高中时，同学们奔跑在球场，在这球场，似乎有一道墙，城市在墙的一侧，熟悉足球；乡村在墙的另一侧，熟悉沙包。
其实，那时的中国离城市化显然更远，然而决策者和社会精英，主要集中在城市，以至于规则和社会主流，都由城市来规定。城市又通过各种强势的传媒来影响着人们，即使乡村没有或生疏，也感到羡慕和被影响。乡村的，便剩下了快乐的自娱自乐和不免边缘的自生自灭。老实说，杏花村的孩童们现在还是不是在玩耍沙包，我并不知道了。
至少，沙包应该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吧。不知沙包起于何时何地，但是在当时的杏花村，堪为主流少儿游戏兼运动。而且，我证明，与沙包同在的岁月是美好的，其快乐，其运动量，大胜于李叔同所讲的“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从女童善于踢沙包来说，即便这个游戏起于明清时，也可看出，一是游戏之心于儿童实属天性，而中国传统中并未过多限制。这样来看，到了后期相对固化的道学并没有太过异化和格式化人们的心灵。
二是此种游戏成本不高，只要孩童不至于太挨饿，则贫富皆可参与，于乡村而言，要想形成一个士绅阶层的圈子，不大能凑够那么多人，于是，贫富贵贱的孩童都能参与，这就让阶层感不那么明显。
人们常说贵族精神和骑士精神，那自然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但是，过于强调贵族和骑士作为一个圈子和阶层，则不免把孩子从一开始就隔离开来。于孩童而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般的共同参与才更重要。
三是女童与男童共同玩耍，且女童还有优势，这就对传统中的男权主义形成一种自小而言的制衡与矫正。“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此处之青梅竹马，强调女童折花，男童骑竹马，仍在强调女童的温婉一面，而女童在杏花村之踢沙包，女权、女强、男女平等，融洽之状已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