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北京的一所医院里，金星拿到了一份小册子。
上面有一千多个问题。
答对百分之六十，你有女性倾向，但不适合做手术。
答对百分之七十五，你偏向女性，可以通过治疗纠正过来。
答对百分之八十，基本上达到女性标准，可以做手术了。
金星看了看自己的分数：94分。
医生很绝望，“去吧。”
手术前，她打电话给正在北京出差的父亲。“我住院了。”
父亲来了，见了她的面，“你是被烧伤了吗？怎么到整形医院来了？”
金星冷静地说，“我要做手术，我要做女人了。”
父亲抽着烟看着她，愣了两分钟，“总算对上号了。”
金星很惊奇，“什么对上号了？”
父亲说，“你小的时候，我怎么看你怎么像女孩子。28年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对上号了。”
有了父亲的理解，金星坦然地躺在了手术台上。
不久，母亲赶到，是来给他打气的。
16个小时后，手术做完了。
父亲问：“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金星说，“回老家的时候，帮我把身份证上的性别改过来吧。”
从此，金星成了名正言顺的女人，和一个疑似二级残废。
原来手术中间出了一次大事故。
金星的左腿被压了16小时无人发觉，手术之后，小腿肌肉到脚趾尖的神经全部坏死。
医生很自责，把一代舞蹈天才给毁了。
金星却不这样想。“我一条腿价值一千万呢，说瘸就瘸了？”
她暗自祈祷，“老天，我就这一条命，你看着办吧。”
因为全身都痛，她要求护士给她打杜冷丁。
“天天打杜冷丁，上瘾了怎么办？病治好了，你就成了瘾君子了，得不偿失。”
金星实在痛得难受，就要求再打一针。
护士很机灵，给她打了一针蒸馏水。
此后，每天打的都换成蒸馏水，金星却一无所知。
因为心理作用，她好像也不觉得痛了。
她每天盯着自己的左脚看。
每次集中意念，就能看好一会儿。
看到靠意念驱动的脚趾稍微动一下，她就能开心好久。
可是，整条腿还是不能动，每个来看她的朋友，既难受又无奈。
过了好几个星期，金星眼看着脚趾一点点动起来，才开始有了希望。
“我觉得，我的腿一定能恢复过来。”
她赶紧把医生叫过来，让他们赶快治疗这条腿。
医院里没有运动医学，只好转院。
新的医院里，治疗方案是扎电针灸。
就是用电针灸刺激她腿部的神经。
效果不错，半个月后，金星可以下床活动了。
金星怎么也不想整天坐轮椅，他选择杵拐杖。
每天下午，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绕圈，与朋友聊聊天，和父母说说话。
这还不算什么，她还要忍受其他的痛苦。
为了下体的伤口能尽快愈合，每天都得换纱布。
医生对她说，“你每换一次纱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
休息的时候，他就在想，“死亡的痛苦，也不过如此吧。”
日日夜夜里，她一心想着，不管多么痛苦，一定要挺过去。
果然，一年后，她回到了舞台上。
恢复训练时的痛苦，如坠地狱，经历过，任何困难都不值一提。
现代舞《红与黑》的排练找上了她。
当时，她心想，“我一定跳出个奇迹给你看。”
为了跳完整场，她找了一个按摩医师在化妆间等着，每跳完一幕就赶紧帮她按摩腿，然后在上台。
谢幕时，她整个人热泪盈眶。
左腿是凉的，右腿是热的，感觉相当奇特。
有人说，“金星怎么没以前跳得高了？”
有人回答，“你不知道，她能重新站在台上已经是个奇迹了。”
对于舞蹈，如今年过半百的她，依然心怀感激。
“只要跳过舞，往台上一站，都有舞蹈的底子。很多人会赞叹，‘一个女人在台上怎么能这么美，这么优雅？那是因为她跳了半辈子的舞。’”
她随时随地都可以跳舞。
在练功房，窗帘一拉，转身，跳跃，旋转，那就是她自己的天地。
她把舞蹈当做排解痛苦的出口。
生活上只要感觉有些过不去了，她就把所有的痛苦，委屈，发泄到舞蹈创作中来。
一遍一遍地跳，将怨气，愤恨当做毒素从体内排出。
人们对现代舞，一般都有以下几种分歧，“艺术是圈子里的事，咱老百姓看不懂。”
“是你们不会欣赏我的作品，我只是做给懂它的人看的。”
在金星的眼里，舞蹈绝不是这样的。
舞蹈必须是面对大众的艺术。
“最美的艺术，一定是发生在和最平常的人碰撞的那一刻，忽视了别人反应的作品，不过是件半成品。”
正是因为有这个念头在心中，她的创作敞亮多了。
1985年，她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首届“桃李杯”的第一名，独创了男子足尖舞，还获得了去法国演出的机会。
1987年，她被公派去美国纽约学习现代舞。
1992年，她攒够了钱，决定定居欧洲。
那时候的中国，完全没有现代舞的生存环境可言。
现代舞这一类别，在欧洲有了天长日久的积累，拥有成熟的市场和支持体系。
在欧洲，金星一直有活可干，关键就在于她接不接。
但多年漂泊后，她突然选择了回国。
她说，艺术必须有根，没有根的艺术走不了多远。
回国后，她就傻眼了。
她曾遇到一个摄像的师傅。
“扛个摄像机就号称自己是做记录片的，搞先锋艺术的，却连自己的观点都说不出一二。”
为了舞团的经营，首先就是解决钱的问题。
国内市场不稳定，她每年最多只能演上一二十次。
她没有放弃，钱不够了就出国演，每年演出四五十场。
有一次，她的舞团演出碰上了喊场次的事，有人问她，“回来这么难，为什么非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