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初唐、盛唐为止，唐朝对于自身是异民族出身仍有自觉，不会大肆喧嚷着华夷有别。
因为唐帝国的出现，把这样的华夷融合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在世界第一大都会的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其中，当时在欧亚世界流行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长安见到。
《新乐府》之《法曲》白居易（白乐天）
中宗肃宗復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
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
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
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
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武则天之后的）中宗与（安史之乱后的）肃宗恢復国家统治大业，
唐朝皇帝致力中兴，让国家气运延续万世。
但是在这个朝廷演奏的法曲里面，混在着夷狄的乐曲，
夷狄乐曲邪乱，中华乐曲调和。
因此天宝十三年，在音乐上夷华一发生混淆，
隔年便发生安史之乱，大批兵马侵犯宫城。
于是了解到法曲原本就该是中华风格，
要精进音乐之路，也必须通晓政治。
一旦夷狄的乐曲与中华相混淆，
国家的荣枯盛衰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就无法辨别。
但愿从国内找寻像过去的伯牙或师旷这样的大音乐家，恢復中华正统音乐，
让夷狄和中国不要互相侵犯。
读者作何感想呢？或者该说这是不论古今中外，外来文化输入的大流行之后，普遍会出现的反动现象，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在中国史上反覆可见到的典型保守中华主义。和开放的唐代相比，宋代变得相当封闭，此时成立的宋学被认为是具有强烈国家主义倾向的新儒教，然而在这首《法曲》里，与宋学不相上下的强烈国家主义实在令人不知所措。宋学是受到佛教教理刺激而发达的佛教儒学，可是一旦成立后，却又发生猛烈排击佛教的事态，这和源自胡部新声的法曲，两者何其相似。
实际上，先前在胡旋舞的项目介绍的「胡旋女」也和这首「法曲」相同，同样收录在《新乐府》里面，讽谕当时的风潮。在前面引用了前半部，而接续部分如下。
《新乐府》之《胡旋女》（后半部）白居易（白乐天）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跳着胡旋舞的女性来自粟特，
辛苦地越过一万多公里来到东方。
但是中国里面已经有会跳胡旋的舞者，
用技巧和技能来胜负的话，你们怎么也比不上。
安禄山表演胡旋舞，让主君（玄宗）目眩神迷，
即使安禄山的兵马越过黄河，尚未被怀疑是在谋反。杨贵妃也是跳胡旋舞来魅惑主君（玄宗），
终究在马嵬驿被杀害弃尸，
却更加深玄宗的思念。
五十年来想要抑制胡旋舞，却无法完全禁止。
所以，跳着胡旋舞的女性啊，今后不要光是跳舞而已，
要经常咏唱我做的这首诗，
让天子觉悟不要过于沾染胡风。
至少到初唐、盛唐为止，唐朝对于自身是异民族出身仍有自觉，不会大肆喧嚷着华夷有别。因为唐帝国的出现，把这样的华夷融合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在世界第一大都会的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其中，当时在欧亚世界流行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长安见到。
然而，到了发生安史之乱的中唐，唐朝迅速转为封闭，陷入中华主义。先前引用的《旧唐书》〈舆服志〉里，记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的一文后面，实际上却又补充道「故有范阳羯胡之乱」这种中华主义式的结尾，指责安史之乱的原因是沾染「胡风」。
实际肩负起唐代音乐第一线的，是以太常寺的乐工和内外教坊妓女与梨园的皇帝梨园弟子们为中心。但是，不可遗漏掉的是在民间还有妓馆的妓女或名门富豪的家妓们。在长安，不只是宫廷，包括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尼寺等也是有名的游乐场所，市内则有民间的大型风月场所。次于长安的大都市洛阳、太原、凉州（武威）里面，当然也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风月场所，不过我认为这些以外的其他大中型都市，至少在可以确认有粟特人聚落存在的都市里，全部都有相对应的闹区。那么，这些公家或私人的音乐、舞蹈相关人员是如何被供给的呢？
待在属于国家、宫廷组织的太常寺、教坊、梨园里面的，除了最高阶的被视为良民的太常音声人，其他皆为官贱民也就是国有的从属民，在民间的几乎都是私贱民（大部分是奴隶）。
据说太常寺的乐工新供给源，在初唐有一万以上，在中唐有两到三万，主要是因为犯罪而从良民沦落为奴隶的人，但是一旦成为官贱民，其身分就是世袭，所以乐工的子弟之后还是成为乐工的情形很多。这些乐工只有在服勤的期间会上京进入太常寺，服勤时间以外就在故乡的州县生活。贱民之间也可以结婚生子。
另一方面，关于歌妓（歌姬、舞妓、艺妓）则区分为宫中或官署、军营所属的「公妓」，以及上流家庭或私营妓馆的「私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