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认为，最坏的情况将是，这次的事件是一起独立的，我们一个项目的员工做了坏事。”在影响深远的虐童事件过后，红黄蓝CFO魏萍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曾自信回应。
不过，红黄蓝最新公布的公司财报，并不如大家预想中那么乐观。
近日，红黄蓝发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的公司财报。该财报显示：红黄蓝第四季度的净营业收入为3910万美元，毛利润750万美元，此外，相比起红黄蓝三季度3740万美元的净营业收入，毛利润900万美元，根据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红黄蓝四季度营业利润率已经从上一季度的7.35%，降低为-0.42%；红黄蓝毛利率也从上一季度的24.08%，降低为19.14%。
在这份财报发布后的当天，红黄蓝的股价下跌14.34%，是最近4个月以来该公司单日股价跌幅最大的一天。
前10大股东更替得一个不剩
在资本市场，红黄蓝曾经创出过佳绩。
自2017年9月26日上市以来，红黄蓝的股价曾一度涨至超过30美元的高价。这也与其细分行业内领先者的市场地位较为相符。早在2003年，红黄蓝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开办了其旗下的第一家幼儿园，彼时，国内的早期教育市场还基本处于空白期，红黄蓝的研究、开发幼童早教教材等行为，也被视为是做大整个行业的开拓之举。
截至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已遍及中国300多座城市，成为了旗下拥有1300多家亲子园以及近500家幼儿园的企业。
不过，随着2017年11月被曝光的虐童事件的发酵，红黄蓝也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2017年11月25日，北京警方通报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且涉事教师已被刑拘。2017年11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新浪微博账号@平安朝阳 通报了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调查结果：经公安机关调查，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女，22岁，河北省人）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遂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现刘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这使得红黄蓝的股价出现罕见的下挫。
此前，从2016年开始，红黄蓝的营业收入以及利润总额其实都长期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例如，红黄蓝在2014年至2016年之间的营业收入，就分别高达6506万、8289万和1.09亿美元。
而仅在2017年11月24日，红黄蓝的盘前跌幅就一度接近49%。即使其股价跌幅在开盘后收窄至41%，但是，红黄蓝的15.93美元的股价也一度跌破了发行价。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红黄蓝的股价后来有所回升，但是，红黄蓝的股份持有者们，却纷纷开始撤离。
更确切地说，按照金融投资分析媒体“环球老虎财经”的报道就是，红黄蓝的前10大股东“已经换了一轮”。
可以看到，在新晋的前10大股东中，也不乏有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这样的知名机构，这表明并非所有的资本方都对红黄蓝的前景失去了信心。
然而，红黄蓝在新一季财报中所出现的“营业利润率已经从上一季度的7.35%，降低为-0.42%；红黄蓝毛利率也从上一季度的24.08%，降低为19.14%”之业绩下滑，还是为其未来的股价走向蒙上了一层阴影。
企业犯下哪些错误，会注定做不成百年老店？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
如同奥地利学派巨擘哈耶克曾经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对此，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教授曾有过更为详尽的阐述。在一次发表于香港的主题演讲中，苏勇教授表示，任何一个组织，包括企业，在行使自己行为时，都应该有三条衡量标准：
第一条衡量标准，是法律制度。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在行使自己行为时，毫无疑问首先要遵守制度、遵守法律。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目无法纪，社会就无法运行，人们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二条衡量标准，是伦理标准。这是由于，伦理标准会高于法律制度，也不如法律制度那样有刚性，但良好的伦理道德能够促进社会更好地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更高的衡量标准，则是企业信仰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因为，一个希望做成百年老店、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信仰，努力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用更高标准来要求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仅满足于起码的遵守法律制度，也不是一般地遵守商业伦理，应是有长远目标和理想信念。
换言之，以苏勇教授之见，就法律和伦理的关系而言，法律制度保障社会的基本运行，是底线，起的作用主要是“惩恶”，而优秀的伦理道德引领社会的良好运行，起的作用更多是“扬善”。
只有在这些方面都付诸心血的企业，才更有可能在动辄百年的历史长周期中岿然不动，枝繁叶茂。或许，红黄蓝目前还存在着弥补公众的时间窗口。不过，任何想要基业长青的企业，都必须对企业的信仰与社会责任都发自内心深处的认识，因为这才是其保持领先的根本。